孙宇晨最近发表了一封名为《致胡锡进老师》的公开信。在信中，他没有使用粗鲁的语言，而是保持着恭敬的态度，称呼胡锡进为“老师”，并自称为“晚辈”，表示自己在北大时便曾阅读他的文章。不过，仔细阅读后，人们很快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反击。他巧妙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“老实人”，针对胡锡进所说的“不老实、不厚道”，他直言请教：“你不是让我老实吗？那我就在这里老实地问几个问题。”然后，他接踵而至地提出了一系列“我不知道”的疑问：彩礼是否该支付，支付标准应该是什么，生育需要承担什么代价，以及在分手后如何对待财产等问题。每个“我不知道”都像是在逼迫胡锡进作答：既然你认为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，那就请你来回答这些困扰“两亿青年男性”的问题。
此后，他还引用了数据来强化论点：“我出生的1990年，出生人口超过2300万；而去年，仅有792万，是建国以来的最低。”他进一步强调，退出婚姻的原因并非是代价高，而是看不到代价的边界。信的最后，孙宇晨总结道：“彩礼最终是要支付的，各地的金额从三万到三千万不等，这是两亿青年男性必须面对此种代价。”他把三千万的彩礼问题上升到了社会层面。
为了理解这封信的锋利之处，需要了解胡锡进此前的表态。8月27日，孙宇晨发布了一篇六千字的长文，详细叙述了与景甜的恋情经过及3000余万元彩礼的纠纷，并在文末声明“本文纯属虚构”。同日，他的律师已起诉景甜及其父母，要求返还彩礼。次日，胡锡进首次发声，措辞严厉，称曝光隐私是“严重缺德行为”，指责孙宇晨给中国男性和币圈丢脸。8月29日，孙宇晨回击，表示自己是一盏熄灭的灯，而胡锡进则在当晚重申，认为这不是道歉，而是针对未来的威胁。
到8月31日，胡锡进再度发文，形容对前女友的做法“恶毒”，认为孙宇晨发小作文是为了摧毁对方的职业生涯，质疑其人品。而孙宇晨并未正面回应他的批评，而是将话题转移。胡锡进批评的是隐私曝光问题，而孙宇晨则将话题引向彩礼和生育成本问题。他提出的二亿人和792万出生人口的论述，挑战了胡锡进是否能以长辈的身份回答这些社会问题，进而使胡锡进处于一个难以反驳的境地。
这封信的传播效果开始显现，男性社交平台上，部分用户开始转变了看法，表示孙宇晨的言论有其道理，抛开了几天前对其隐私曝光的指责。这一变化证明了孙宇晨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争论的领域。然而，面临的危险也显而易见。
首先，胡锡进很可能不会沉默。他的性格和写作风格决定了他会再次发声，并可能直接反驳孙宇晨的转移话题之举。其次，话题置换是一把双刃剑，虽然孙宇晨成功地将焦点转向彩礼问题，但他自身却也被缠绕在一个更大的话题中。如果他赢了，则成为为两亿男性发声的英雄；若输了，便会被视为借社会问题为自己辩护的投机者。最后，法律和道德是两条线，法院可以裁定彩礼的归属，却无法裁定孙宇晨是否有道德底线。尽管他的信函内容引人注目，无法改变的是他自己先前所发表的长文。
在信的末尾，孙宇晨表示希望三十年后，年轻人能向他询问这个问题。虽然这句话很动人，但三十年后，年轻人的提问可能不会是关于彩礼是否应付，而是：“当初你为什么要将前女友的隐私公之于众？”到那时，他的答案将会是什么？如今的孙宇晨似乎还没有答案，而三十年后，或许也难以给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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